这是生命的最高凯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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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与失常以可能性的面貌出现于人的世界之中，起承转合、浮沉取舍，得与失作为过程、常伴生命左右。人们体验过程之得失，以求活出昂扬的人生。

　　然而，死亡这一“失”的终点使万物归于寂灭，只因——死亡之为可能性，是一种终结了所有可能性的可能性。在终极之“失”的面前，一切对于过程之得失的探讨都显得黯然失色、软弱无力。

　　终极之“失”作为难以逃脱的宿命，总是如乌云一般笼罩在人类命运之上空。“少为纨绔子弟，极爱繁华。好精舍、好美婢、好娈童......劳碌半生，皆成梦幻”，这是个人的得失；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，这是时代的得失。如若我们在此界珍视的一切健康、财富、生命与地位在终极之“失”后便将化作一抔黄土，那么人世劳碌数十载的意义又在何处？于是我们看到，弗洛姆警醒人类的生存之分歧便在此浮现了：人的长远想象与短暂生命的分歧，以及——生与死的分歧。

　　行文至此，读者一定探知到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然而，一切摒弃终局性视角对于生命过程之中的得失的探讨，都如同盲目扎进永恒流动的河水之中，此中的任何思考都是浮浅、单薄和乏弱的'。唯有站在终极之“失”回望人生，才是人生真正的起始，才赋予了过程之得失以真正意义。

　　对于人生重大而系统的反思，亦即哲学式思辨，肇始于死亡这一终极之“失”。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·巴雷特所言：如果人无需面对死亡，也就无需展开哲学思辨了。因为我们都是永恒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，悠哉游哉、想这想那，决不会去思考任何严肃的哲学问题。人作为追索无限性的存在，其最深的悲剧便是内在于其本身之中的死亡，这种悲剧指示了人之生存的根本有限性，从而迫使着它为寻找途径解决或和解。

　　科学选择了解决，以技术手段化解“失”之宿命；哲学与宗教选择了和解，以深刻思考与“失”达成和解，不致使人堕入虚无与无意义的深渊。二者的不同在于，前者诉诸人最大化的清晰，肢解得失的意义、从而解决它；而后者则深深意识到人之理性的有限，从而生发出对于人之存在的敬畏，以求彻悟人生过程之中的得失。海氏对此有着深刻洞见，他说：人的生存一定失以某种人所触及不到的、右岸的、遮蔽的、不显露的区域作为前提，被它牵引。这种被牵引的谦卑姿态终而生发出敬畏，敬畏由之产生智慧，至此，对于“得”与“失”在过程层面的意义探讨才真正变得厚重起来。

　　审视“失”的终点，是一条走过去、再返回来的长途。对于终点的探讨，最终指向的是过程之中的得失。唯有被唤起对于终点的惊觉，人才能真正踏上体验得与失的过程之中，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的意义。

　　这是生命的最高凯旋。